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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副刊看到這一篇文章,寫得太好了,
喜歡作者描述他對文字的喜愛,他對自己作品的關心,
還有他對文壇朋友筆名的觀察,對副刊環境變化關注,
看了的心情,有欣喜,有失落,有收穫,有悲傷,

來看看王鼎鈞這篇文章吧!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nov/21/today-article4.htm


投稿生涯也是滄桑◎王鼎鈞 2006年11月21日自由時報

1949年,我在台北專心投稿。那時候台北各報副刊篇幅很小,副刊上的文章大半
來自翻譯的「羅曼史」和中國歷史掌故,有人表示不滿,稱翻譯為「抄外國書」
,稱歷史掌故為「抄中國書」。我到衡陽路、成都路幾家書店文具店買稿紙,店
員瞠目以對,可見那時投稿的人很少。

那時台灣尚未參加國際版權公約,翻譯家可以自由使用外文原材,以美國雜誌上
的「小幽默」最受歡迎,多產者為陳澄之,他是《華北新聞》著名的翻譯快手,
那時資訊閉塞,他能看到多種外文報刊。台大文學院院長錢歌川,也曾以「味橄
」為筆名,經常客串。

津津樂道小幽默

那時「小幽默」偶爾還有種族歧視的意味,例如說,一個猶太人到紐約市中央大
車站買票,他對售票員說「春田城」。美國有好多個州都有春田城,售票員問他
哪一個春田城?猶太人忽然反問:「哪一個最便宜?」有些「小幽默」流露反共
思想。例如說,東歐某共產國家有一個老百姓養了一頭鸚鵡,「鸚鵡能言」,常
常學他說話。有一天這頭鸚鵡不見了,他急忙向警察局備案:「本人今日走失鸚
鵡一頭,以後該鸚鵡在外一切言論,本人概不負責任。」我很喜歡這些小幽默,
那時我缺乏幽默感,需要補課。

古人留下的掌故逸聞很多,這種材料取之不盡,那時許多讀者的趣味保守,貪戀
「溫故」,即使以前看過了、再看一遍也無妨。我不能「抄外國書」,可以「抄
中國書」,每天坐在省立圖書館東翻西檢,圖書館設在新公園裡,門前一條大馬
路就叫館前街,直通台北火車站。現在聽說新公園改稱二二八公園,省立圖書館
也搬走了。

那時別人「抄中國書」,大都是從書中選出一件事情加以注釋評點,我能把好幾
件相似或相連的事情組合在一起,可以說後來居上。例如以「太陽」為主題,抄
下夏日可畏、冬日可愛,野人獻曝,日近長安遠,再加上大文豪歌德的遺言:「
打開門板,多放些陽光進來!」中西兼顧,很豐富也很靈活,全文只有五、六百
字,我能做到密中有疏,並不呆板擁擠。

我還能配合新聞。胡適的一句話也成新聞,他說當年有人拿他的名字做對聯,上
聯是「胡適胡適」,下聯是「方還方還」,方還是浙江省政府祕書長。我立刻來
一篇〈小談人名對〉,我說有人用「徐來徐來」對「胡適胡適」,徐來是電影女
明星,比「方還」有趣。我說還有人用「胡適之」對「孫行者」,用「馬星野」
對「牛天文」。我還能繼續延伸,提出明代的王紱是「九龍山人」,陶淵明自稱
「五柳先生」,宋人鄭俠別號「一拂居士」。

1951年「聯合版」創刊,《聯合報》的前身。副刊主編牟力非為我寫的掌故開了
一個小專欄,名叫「飲苦茶齋筆記」,齋名出自張恨水的詩:「愛搏黃土種名花
,也愛當壚煮苦茶。」

那一年,文字的價值

且說1949年,台北各報副刊的稿費都是每千字新台幣十元,拿當時的物價比量,
這個標準很高。我到中華路吃一個山東大饅頭,喝一碗稀飯,配一小碟鹹水煮花
生米,只要一元五角,我憑一千字可以混三天。我買純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
楊道淮〈流亡學生日記〉,1949年十二月,副食費每人每天菜金新台幣三角二分
。周嘯虹回憶錄,少尉月薪五十四元(《重修台灣省通志》),1949年六月公教
人員調整待遇,僱員每月新台幣五十元。我不厭其煩記下當年的物價和待遇,為
的是證明各報在流離動盪之秋,財政拮据之中,依然這樣重視副刊。

我投稿很勤,從未接到退稿。我前後化用了五十幾個筆名,(魯迅用過一百三十
幾個筆名),以免同一個名字出現的次數太多,有人誤會主編搞小圈子。我從未
拜訪任何一位主編,主編也像新聞版編輯一樣,選稿,發稿,不對外連絡。報館
也沒辦過作家聯誼會,那時台灣還沒這個風氣。

追憶筆名時光

作家的筆名都有寓意。潘佛彬筆名潘人木,吳引漱筆名水束文,都用拆字法。彭
品光筆名澎湃,用諧音法,他是海軍出身。駱仁逸筆名依洛,他跟哥哥來台灣,
嫂嫂對他很照顧,長嫂比母,精神上依附嫂嫂,他嫂嫂的名字裡有個「洛」字。
王林渡筆名姜貴,「薑桂之性,老而愈辣」。

黃守誠先叫歸人,當然是懷鄉,後叫犁芹,自己說要像老牛一樣在台灣耕種。王
慶麟筆名瘂弦,我偶然發現出處,某一本詩話裡說,詩的最高境界是「啞」,最
好的詩你說不出好在哪裡。我的筆名裡也有我的心情,我的思考,我的解脫,我
的暗示,不能一一寫在這裡。

筆名產生文壇趣談。耿修業筆名茹茵,讀者以為是女作家,他是用筆名「紀念一
個親人」,背後或有迴腸蕩氣的故事。馮放民筆名鳳兮,也有人以為是女作家,
其實出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一片陽剛。孫如陵筆名仲父,據說是「中副
」的諧音,父親的弟弟也叫仲父,有人抱怨讀他的文章還得比他矮一輩。姚朋筆
名彭歌,女作家敏感,認為是「朋哥」的諧音:王世正筆名石振歌,專欄作家應
未遲揭露,那是「世正哥」的諧音,女作家提起兩人直呼姚朋王世正,認為彭歌
石振歌「那是他太太專用的稱呼」。至於魯迅,人皆不知涵義,有人開了個玩笑
,認為應該是「俄國人」(Russian)。

被挖走的副刊

那時台北街頭幾乎沒有零售報紙的地方,各報在熱鬧的地方豎立閱報欄,張貼當
天的報紙。西門町圓環的閱報欄陣容浩大,《新生報》、《中華日報》、《中央
日報》、《掃蕩報》、《民族報》,一一在列,偶然看見《中國時報》的前身《
徵信新聞》,僅有四開一張。那時候台北市民真愛看報,也真捨不得買報,每天
早上,看牌前面擠滿了人。我總是先看副刊,找我投去的稿子,有時候副刊上留
下一個方形的黑洞,我總是到火車站前的閱報欄查証,看是誰的文章被人挖走,
不止一次,居然那是我的文章,我受到鼓勵。

剛剛創刊的《民族報》版面比較簡陋,想是財力不足,但是新聞和言論都向前衝
刺,朝氣蓬勃。我讀來過癮,不覺技癢,寫了一篇文章指陳軍法的缺點,兩千多
字,對我來說,那篇文章太長了,應該很難見報,誰知《民族報》用它做第一版
左下方的邊欄,那個位置本來屬於政論家的重要評述,怎麼輪到我!這個鼓勵對
我太大了。後來知道《民族報》的總編輯是葉楚英,那篇文章也許是他發下去的
吧?不止如此,那時上校爺爺罷官,我到集集鎮去探望他,先坐縱貫鐵路火車到
二水,改乘運輸木材的小火車,入山漸深,森林如綠色隧道,集集車站用木材建
造,大出我意料之外。下車後憲兵盤查,發現我沒有差假證,就帶我到辦公室接
受隊長詢問。隊長辭色嚴厲,命令我把口袋裡的東西全掏出來擺在桌子上,他一
一檢視,其中有一張《中央日報》副刊的稿費單。「稿子是你寫的嗎?」我說是
。「裡面寫的是什麼事情?」我照實回答。他依稿費單上的日斯找到報紙閱讀那
篇文章,立即表情放鬆,語氣和善。「你記住,以後出門一定要帶差假證!」讓
我過關。他好像認為「給《中央日報》寫文章的人不會變壞」?那時《中央日報
》受讀者大眾信任,可以想見。想不到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央日報》已經
因為沒有銷路、沒有廣告停刊了!唉!

副刊風格漸蛻變

且說那時,密集的鼓勵更堅定了我要做作家的決心。今天回想,並非我的文章如
何出色,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個不會賭博的年輕人,初次坐上牌桌,往往
手氣順極了,這一把通吃,下一把又是通吃,資深的旁觀者點頭嗟歎:賭神菩薩
要收徒弟了!自此以後,這個年輕人就要迷上牌九,無怨無悔。世界三千六百行
,有貴有賤,有逸有勞,有窮有達,每一行都有傳人,千年萬年,連綿不絕,都
有這樣類似的接榫。

1949這一年,耿修業主編《中央日報》副刊,孫陵主編《民族報》副刊,鳳兮(
馮放民)接編《新生報》副刊,徐蔚忱接編《中華日報》副刊,大將就位,副刊
左右文學發展的態勢形成。各副刊的內容風格逐漸蛻變,出現女作家的綿綿情思
和反共文學的金鼓殺伐,彼此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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